近期一些大中城市的租金均價有所上浮。據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數據，5月畢業租房季部分需求提前釋放，全國大中城市租金均價環比上漲0.47%，被監測的20個城市中，有15個城市租金上漲。進入6月后，看房人數有所增加，成交周期變短，租金略有上漲，企業云集、交通便利的核心區域租金漲幅較大。
對包括應屆畢業生在內的不少年輕人來說，房租已經成為在城市打拼最大最沉重的負擔。貝殼研究院的一份報告稱，房租收入比在30%及以下是相對合理的區間，不會明顯影響租房人群的幸福感。而其數據顯示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、杭州、成都、重慶、西安八個城市中，僅成都與重慶的房租收入比低于30%。
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白領把一半以上的工資都用來交房租了。房租收入比最高的是深圳，達到59.2%，其次是上海與北京，均為51%左右。
初入社會的年輕人收入本就不高，消費需求又旺盛，被房租分走大半收入之后，要想維持生活水準，或者通過消費品的檔次來提升自我認同感（俗稱虛榮心），就更容易落入信用卡、消費貸的惡性循環。
實際上不僅中國，全球各主要國家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房租收入比上升的問題。
美國地產數據公司Attom Data Solutions數據顯示，加州的馬林縣、舊金山市區的租房者2018年將把工資中的77%用于支付房租。從全美范圍來看，房租收入比約為38%，千禧一代（22—40歲）更高，需要拿出近一半的收入（45%）繳納房租，而更年輕一代人（22至29歲）的租金負擔將更重（47%）。
以房租管理嚴格著稱的德國情況也沒好到哪去。2016年，慕尼黑、漢堡、柏林市中心的房租收入比分別為41%、37%、32.6%。這還是在德國對房租漲幅嚴格控制的情況下（3年內累計漲幅不得超過15%）。
英國的情況更糟。CV-Library網站數據顯示，倫敦的租金占收入比平均為37.08%，主要城區更是高達60%以上。有報道顯示，倫敦已經是全歐洲房租占收入比例最高的城市。
澳大利亞最大的非政府社會住房提供商之一Compass Housing Services發布的《澳洲住房收入差距報告》顯示，悉尼、墨爾本、布里斯班三個城市市區的房租收入比約為50%。
各國家中心城市的平均房租占比基本都超過了30%，核心地區超過50%，對年輕人和低收入群體來說，房租收入比只會更高。
過高的房租支出使得年輕人的生活成本太高、壓力太大，這已經成了一種全球普遍現象。為什么這樣呢？
我們認為，共同特征的背后體現出了一種共同規律：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實體經濟增速放緩，又因為現代信用貨幣體制難以持續保持高度自律，各國不約而同共地選擇了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。
債務擴張必然導致貨幣擴張，進而吹大資產泡沫。在美國，資產泡沫表現為金融資產價格上升，在中國則體現為土地房產價格的上漲。
資產泡沫的本質是一種財富再分配。剛進入社會缺乏積累的年輕人，還有收入僅能維持日常開銷的低收入群體，他們沒有投資資本，難以分享資產價格上漲的好處，處在財富再分配的底層。一輪又一輪的價格上漲，使得他們徹底淪為了這一游戲的受害者。
要在生產率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強求經濟數字表面上的增長，只能選擇債務驅動模式，而其代價卻要年輕人和低收入群體來承擔，透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。從長遠來看，這無疑將削弱一個國家的競爭力，即便是表面的增長也難以持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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